高校里的一次性用品
复旦姜文华案，以一条生命和一个人的前程为代价，把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们推到了台前。
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在非升即走的制度压力下，他们比互联网大厂更内卷，又时刻面临着滑落的危机。
张瑾就是青年教师群体的一员，凌晨三点，她在朋友圈敲下一行字，“太他妈绝望了，想去死。”
她今年32岁，就职于上海某双一流高校。外人眼里，张瑾算得上人生赢家：家境小康，本人国内985高校博士毕业，在上海做大学教师，前年刚刚结了婚，丈夫在某互联网大厂工作。
但是形容自己生活的时候，她用得最多的词是“绝望”。
在激烈的学术内卷，以及非升即走制度的巨大压力下，张瑾出让了自己的生活，还要时刻承担着超额的工作、来自同事们的恶意，这令她感觉“自己生活在一片灰色的海里，能看得见阳光从头顶照下来，但是触摸不到它。”
离开这座围城的方法，只有放弃三十多年的积累和成果，这是如张瑾一般的青椒（青年教师的简称）们无法承担的，他们只能被困在其中，眼睁睁看着身旁的人，又或者自己，从象牙塔上滚落。
高校里的实习生
成为青椒以前，张瑾的三十年人生顺风顺水，从小顶着学霸光环，硕博连读且顺利毕业，都是家人向亲朋好友吹嘘的资本。
拿到博士学位后，张瑾选择了进入高校任职，那时她觉得这是最好的决定：既然能拿到博士学位，说明自己有一定的科研能力；高校任职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是其他工作难以匹敌的；上海市给予了还算优厚的青椒待遇；丈夫也身在上海。
更关键的是，张瑾天性散漫，不喜欢被职场的条条框框限制，那时她觉得，留在高校里能让自己保留更多的自由。
没想到成为青椒没多久，张瑾就发现做青椒和做学生的体验完全不同。
陡然升高的学术压力与读博时天差地别，学校给的要求是三年发3篇SCI一区，还要有国家科研立项等考核指标。
除此之外，张瑾还需要担任三个教学班的授课，上千人的课堂，从备课到考勤、出题到阅卷，全部都要亲历亲为——作为从学生向老师转变的过渡阶段，青椒们名义上是讲师，但并没有正式职称，更不能享有助教待遇。
在非升即走制度普及前，讲师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有正式编制，学术压力也不大。但非升即走出现后，要拿编制就必须在6年时间内经历过层层筛选，以5-10个人对应一个岗位的比例，抢夺副教授名额。
能够留下的，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，至于那些陪跑的人，以低廉的人力成本抬升学校总体学术产出后，只能迎来作为失败者被扫地出门的命运。
比起雇员、教师，他们更像一次性的消耗品。
张瑾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在整个高校教职体系里，青椒们就是换了个title的“实习生”。有朋辈竞争的压力、有年终的KPI考核，都需要为了正式的聘请卯足力气内卷，又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可和尊重。
“那种被轻蔑的感觉是很明显的，就举一个例子，在食堂吃饭遇见教授副教授他们，人家根本就不稀得和你打个招呼，就是明明白白地用态度告诉你：你和他们不一样。”
就连学校逢年过节发的礼盒和慰问品，张瑾和她的青椒同事们也都没有。张瑾忍不住和家人抱怨，“我是在乎你发的那几盒粽子水果和购物券吗？我在乎的是，你学校是不是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。”
做实验、发刊、带课，该干的活一样不少，甚至比许多教授都要辛苦得多，却成为了被规则压迫的“下等人”，这让张瑾被巨大的失落感包围。
包围她的还有不断加码的学术压力。
手上的新课题毫无进展，申请的国家科研立项也还未得到批复，为了一组精确完整的对照数据，张瑾已经在实验室泡了快一个月。
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，有时她走出实验室，看着已经一片漆黑的教学楼，忍不住自嘲“比生产的驴还要勤快。”
张瑾的丈夫不止一次劝她放弃，“做别的工作也挺好。”江苏老家的爸妈也打过几次电话，让女儿回家，“我看你现在比之前读书时还要辛苦。”
但张瑾实在没勇气放弃，当初签订合同时，所承诺的150万待遇必须得等到三年聘期满才能兑现，现在放弃，意味着前两年的辛苦全部付之一炬。
让她感到“安慰”的是，在身边的所有青椒里，张瑾的挣扎和痛苦十分平常，“失眠的、焦虑的、一见面就互现叹气的，其实是青椒里蛮普遍的现象。”
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自1999年以来，我国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规模明显增加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也在不断增长。
2008年，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4.4万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。2019年，博士毕业生达6.26万人。从1978年-2019年，41年间中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实现了从18人到10.52万人的历史跃迁。
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增长，意味着进入高校成为青椒的人数也水涨船高。
他们被高校的光环遮盖，无声无息运转着，支撑起巨大学术机器的最底层。
不敢停下的“驴”
萝卜和皮鞭，是引诱青椒们向前的动力。
完成规定年限后可以获得的高昂收入，以及时刻逼迫他们努力的非升即走，都让困在漩涡里的青椒群体内卷加剧。
2014年底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两所高校率先通过人事改革方案，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度，此后，其他高校也相继跟进效仿。
非升即走，更准确地说法是“预聘—长聘制”。这意味着，新入职的青年教师需要与学校签订一份劳动合同，如果受聘者没有在最多两个预聘期内晋升，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。
通过考察的教师则被授予长聘终身教职，只要未出现违法违规的严重情形，则可聘用至国家法定退休年龄。这个制度是“舶来品”，其源头是北美的终身教授制，即Tenure-track。
而这一制度在中国能实现的背景，是职称评审权的下放。
2017年，教育部、人社部印发的《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》明确提出，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，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以采取联合评审、委托评审的方式，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。
截至今年1月，中国已有49所高校实施非升即走制度——它们大多数是“双一流高校”，过去属于“985”和“211”。这些高校们给出的两个预聘期共计6年，也即所谓的“3+3”。
“但几乎没有人会愿意等到第6年——国内高校的情况是，从讲师升到副高一般花3年到4年。”张瑾说，这种3年一聘的做法，大大加剧了青椒的焦虑。
如果不能留在象牙塔里，等到走完非升即走的预聘期，他们眼前的选择将会极端有限。大多数青椒和张瑾一样，在30岁左右才迈入教学体系，六年时间，会让他们错过考公的最后机会，也失去在社会里竞争企业就业岗位的可能。
向下，那些非双一流高校的编制有限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即使愿意“将就”，也未必遇得上合适的岗位；向上，攀爬象牙塔的道路已经封死，每年都有大批新毕业的博士们加入战场，高校也更愿意把机会给这些没有“失败”过的新人。
在知乎关于非升即走的讨论下，有一位自称学术内卷失败者的网友留言，说被挤出象牙塔以后，他短暂在家楼下的小超市做了几个月理货员，拿着4000元的月薪，让自己有些事情可以做。
巨大的焦虑，驱动着青椒们在科研道路上不断“攒成果”。缺少职称的情况下，以往的研究成果，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人在学术体系里所能获得的资源。
在西南某高校任副教授的刘琛则指出，要被这种制度压迫，也是有门槛的：“我们现在看到‘非升即走’体制下的‘青椒内卷’，主要是集中在‘双一流’高校、尤其是最顶尖的那些高校存在的现象。能参与到学术内卷的，往往都是这个体系下最优秀的一批人。”
34岁的刘琛去年刚评上副教授，2016年拿到工科博士学位后，他进入西南地区某“双一流”高校入职。他解释，这有些像互联网行业常用的一个词，“头部竞争”——高校排名，也很大程度决定了教师们能拿到的学术资源。
他打了个比方，“假如一个人想做学术，他过往的学术水平也高，但一个职业三本民办学校给他抛橄榄枝，甚至是高薪聘请，他愿意去吗？多半是不愿意去的，因为这个学校可能在资源配置上根本无法支撑他要做的研究。”
而学术排名越靠前的高校，考核标准往往越严苛，竞争也越激烈。况且，青椒转正是差额竞争，这意味着，即使绝大多数青椒能够完成学校定下来的学术KPI，他们依然要面临优胜劣汰的风险。
为了在竞争中胜出，张瑾不得不疯狂提高自己的努力程度。当初在合同里写的3篇SCI和国家科研立项只是在这场厮杀中存活的最低标准，她还需要给自己“攒成果”，才有机会在三年后，获得续聘的资格。
即使不断在科研道路上过关斩将，张瑾偶尔还是会感到恐慌，她害怕自己会在聘期结束后面临的考核中，遇到“空降”的竞争对手。
惨痛的教训就在身边，张瑾的一位师姐接受聘期满的最终考核时，续聘名额被空降的博士后抢了，校方给出的理由是“这位博后是手握五篇顶刊的优秀人才。”
听师姐哭诉的时候，张瑾气得咬牙切齿，这位师姐的工作量有多大她是看在眼里的，一个星期三门专业课，还要给学院干杂活，申基金、报账都要亲历亲为，研究环境却很差，十五平的实验室都是公用的。
“就拿那个共用实验室来说，电镜开到五万倍就开始漂，XRD基线就没平过，XPS永远能检测出尿素的峰值。就这么个环境，你和外面的博士后比产出，谁能比得过？”
作为整个教职体系中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底层，除了忍受和逼迫自己提高产出，张瑾和她的师姐都没有别的办法。哪怕最坏的结果放在面前，她们也只能让自己挪出位置。
类似复旦事件的嫌疑人这样反应激烈的，实在只是这个庞大群体里的极少数，绝大多数高校青椒们，已经默认了游戏规则的合理性，并且愿意相信，出局只是“倒霉”、“太菜”。
除此之外，他们没有其他办法。
冲进绝路
张瑾不止一次抱怨过，非升即走真的会“把人逼上绝路。”
巨大的效率压力下，非升即走有时候也被青椒们戏称为“飞升疾走”——2019年，中国在155种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13068篇，比2018年增加1750篇，连续第十年排在世界第二位。
根据日本NHK的报道，2019年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美国，跃居世界第一。
耀眼成果背后，是无数青椒所付出的时间和心血。
为了避免成为“即走”的那一个，许多青椒把全部精力投注工作，而他们的私人生活，不得不成为被妥协的那一部分。
张瑾和丈夫结婚快三年，感情一直不错，双方家长也劝着他们赶紧要个孩子，“说再过几年我年龄大了，也不好生。”
但还是青椒的她，在生育这件事上没有选择权，一想到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一年后的续聘考核，她只能放下要个宝宝的念头。
刘琛回忆起自己的青椒生涯，发现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校和实验室里。他喜欢运动，但几年时间里去过球场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谈恋爱更是不可能的奢望，“实在是没有那个精力”。
有时候在朋友圈看见大学同学晒结婚照、家庭照，刘琛会忍不住想象自己如果没做青椒，会不会也已经有了孩子。毕竟，就连刘琛亲弟弟的孩子，现在都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。
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刘琛就别无选择，只能熬，“熬到出头的那一天。”
非升即走，是青椒们面前残酷的竞技场：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，以30多岁的高龄走入职场，又在35岁迎来失业风险。一旦被挤出熟悉的象牙塔，几乎没有企业愿意收留这些失落的“学术中年”，也鲜少会有其他高校向他们伸出橄榄枝。
谈起未来，张瑾充满彷徨和恐惧，随着内卷加剧，青椒的考核标准日渐抬升，总有人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自我压榨，换取一个留下的机会。
到现在，她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烈的胜负欲了，“能留，当然最好；但是留不下来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样的生活太残酷了。”